第八章.见面
1.
张思然记忆力超好，这是化名为约翰逊的佐尔格先生训练出来的，他很快就把近三个月以来他和父亲去过哪些地方，在什么时间可能与抗联或者满洲**的同志接过头写了出来，他有把握无一遗漏，无一错误。
伊万诺维奇大尉拿到张思然写的材料，就让翻译复录了一份交给抗联和满洲**的同志去查证。
政治指导员洛特尼克夫中尉还是强烈把张思然押送到边防支队去，但是伊万诺维奇大尉再次拒绝了他，并且告诉他，远东特别红旗军第四科要来人处理这件事。
政治指导员才嘟囔着没有再提送走的事情。虽然边防军并不受苏联红军管辖，而是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但是在远东边疆区，边防军在情报工作上面同时也接受第四科的指导。
实际上除了苏维埃最早成立后的极短时间，工农红军组建后，边界守卫任务临时由红军负责过，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由名称各异的边防军负责边界守卫。
1934年7月10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改隶属于新组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称作国家安全总局。苏联边防军由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边防与内务总局”（GUPVO）领导指挥。张思然越境后的次年（1939年），该总局改为“边防军总局”（GUPV）。
一九三二年四月远东特别红旗军第四科长（当时还叫情报科）卡尔波夫大校调回莫斯科，苏联红军**谋部第四局瓦林上校来到伯力特别红旗军四科任科长，苏联驻中国广州武官伊利亚钦克上校和远东特别红军司令员加伦将军秘书纪略夫中校任副科长。
伊万诺维奇大尉给洛特尼克夫中尉说那番话的时候，他并没有联系上第四科，因为他必须找到伊利亚钦克上校本人。幸好政治指导员洛特尼克夫中尉的性格犹如他的姓那样，像铁匠一样粗暴简单（洛特尼克夫这个姓就来自于铁匠），并没有去查证站长说话的真假。
伊万诺维奇大尉第二次给位于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市中心加宁大街102号的苏联红军特别远东红旗军司令部打电话，终于找到了第四科副科长伊利亚钦克上校，把情况说明后，表示张思然精通多门外语，熟悉东三省各地情况，适合做情报工作。
一开始伊利亚钦克上校兴趣并不大，他手上掌握大量的中国情报人员资源，可以从抗联和满洲**手上要人，而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劳动大学也不断有受过培训的中国情报人员以苏联红军军官身份派过来。
当伊万诺维奇大尉告诉他，张思然并不是中**员，也不是抗联战士。伊利亚钦克上校听到这个情况，就有了兴趣了。
张思然如果是**地下党员和抗联战士这两种身份中任何一种，按照共产国际与**满洲**的约定，人还得算他们的，但可以接受我们的指导并为我们工作。
伊万诺维奇大尉继续说：**方面很快就传回消息，**满洲**已经证实在张思然写的证明材料上，那些时间和地点，确实满洲**有一名交通员与抗联进行了联系，证明确实有一名本姓张，化名为老冯的交通员，也确实一直带着一名小伙计，不过满洲**并不知道这名小伙计实际上就是老冯的儿子。
而且，从兴安警备军传出消息，前几天，在二卡交通线附近进行巡逻的巡逻队，打死了一名**的交通员，而且把他的头砍下来，在满洲里的一个小镇的那里悬挂了好多天，现在还悬挂在那里，已经拍回来照片了，通过中国同志现场辨认和照片辨认，确定就是满洲**的交通员。
伊利亚钦克上校现在对于张思然很有兴趣，虽然在满洲国，有满洲**，有抗联组织，还有直接由远东特别红旗军第4科派出的大量情报人员，但是在他眼里，无论是满洲**还是抗联，虽然现在说他们主要是接受共产国际东方部和远东特别红旗军第4科的领导，但是他们同时也接受**的领导，而在一个情报人员看来，拥有两个上级，意味着泄密的风险增加10倍不止，虽然在共产国际那些官僚眼里，这种方式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国际主义，但是情报人员出于本能的排斥这种双重领导方式。
伊利亚钦克上校同时在负责对满洲**和抗联过来的同志，进行短期培训，但是以他的标准来看，这些培训出来的人员，可能勉强能满足工作的要求，但是绝对谈不上是优秀，满洲**送过来的人，大部分都是戴着眼镜的党务工作者，善于鼓动宣传，也有文化，但是往往手无缚鸡之力，更别提擒拿格斗、枪支使用、定向越野、跳伞什么的，而抗联过来的人，身体素质、野外生存能力都要强得多，但是他们的文化水平又太差了，仅仅一个教他们收发报和照相，都要把教官逼得抓狂，而在语言交流上面，满洲**的同志，在日语俄语方面都还勉强说得过去，而抗联的几乎很少精通这两门外语，如果张思然真的如伊万诺维奇大尉所说的那样，精通德语日语英语，又读过满洲国的“国民优级学校”“国民高级学校”这两所学校，又有过近三年的，跟随他父亲当交通员的经历，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间谍苗子。
伊万诺维奇大尉又介绍到，他父亲去世后，他就没有直系家属了，他的母亲早在8年前就病逝了，所以他十岁就离开家乡去了上海。
伊利亚钦克上校脑子里盘算着，而且随着他父亲的死去，他再没有直系亲属，就更符合要求了，没有人认识他的过往，那么张思然可以成为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人能揭穿他。
伊利亚钦克上校就说：我会给边防支队打电话，让他们下令你们不要把人送到边防支队去。另外，伊万诺维奇同志，你要保证让他与中国人接触越少越好。
伊万诺维奇大尉就问：那是否直接送到你们这里来。
伊利亚钦克上校急忙阻止：不能送过来，我们第四科的中国同志有康根成、周云庭、苏子元、范传甲、王光禄。对了，苏子元长期负责二卡和你们阿巴该图等地的地下交通线，很可能见过张思然和他的父亲，他与你们接触较多，你注意不要让他见到张思然。我会尽快赶到阿巴该图来的。
伊万诺维奇大尉稍稍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到：苏子元已经于1938年2月4日，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了。（1）
伊利亚钦克上校轻轻地“啊”了一声，苏子元是他在远东特别红旗军第四科的同事，但是他的行踪自己也不能随意打听，没想到已经被关押近半年了。
2.
张思然现在吃住还是在关押他的那个小房子里，但是他也注意到，虽然他没有行动自由，但是无论他的饮食，还是看守他的士兵对他的态度，都有了细微的改变，饮食方面他完全是按照一个苏军士兵的标准，给他提供的这一切都是站长安排的，除了大小便可以出去上厕所外，其他时间还是必须得待在屋子里，但是守卫并没有像以前那样粗暴的推搡他了。
张思然，只要一躺到床上，脑子里面就不由自主会想起，他父亲的身体被伪满军巡逻队员，把双腿倒提着在地上拖行的画面，他父亲的后脑和后背一定被沙石**的很痛吧？虽然那时候他的父亲应该已经牺牲了，据说人一旦死去，就不会再有任何痛苦，但是张思然总是感觉父亲应该很痛，他用力掐着自己大腿上的肉，这仇一定要报，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伪满军人，他至少要亲手杀死200个，才够祭奠他父亲之数。
他已经决定了，只要一从边防站放出来，他就去投抗联，他不怕钻深山老林吃苦，只要能报仇，他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这时候，关押他的小木屋的门打开了，阿巴该图边防站站长伊万诺维奇大尉开门后后退一步，站在门边伸手做出请的动作，接着一个军官走进了小木屋。
这是一个当时被称为“上级首长”的苏联红军上校（边防军应该称作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军，并不属于苏联红军），他的军衔领章上是代表上校军衔的三颗长方形军衔标志，同样是镶了三道金边的，他的军衔袖章为角向下的红色角形饰条，佩戴在军装的袖子上。与边防军官不一样的是，这没有穿军大衣，而阿巴该图边防站的军人由于经常夜里执勤或设伏，江边树林里夜间很冷所以早早就穿上了呢大衣。
也许因为伊利亚钦克上校在中国当过多年的武官，所以眉目间少了军人的肃杀之气，多了几分平和，但是考虑到他作为格鲁乌的军事情报人员，可能这也是他很好的伪装。
